2009年，原文化部評選出了18部代表當代中國舞臺藝術創作水平的作品授予首屆“優秀保留劇目大獎”。18部作品是從全國各地申報的近1200部舞臺藝術作品中評選出來的，評選的首要指標是自1978年以來首演并且演出超過400場。18部作品中有兩部舞劇：甘肅省歌舞劇院（原甘肅省歌舞團）創排的《絲路花雨》和蘭州歌舞劇院創排的《大夢敦煌》。
2012年，文化部對評選標準進行了修訂：一是把參評劇目創作時間由改革開放以來前推度至新中國成立以來，二是規定1949年以后首演的劇目應達到1000場以上，改革開放以后的演出場次應達到400場以上，近3年的演出場次必須達到60場以上。經過評選共有20部劇目獲得第二屆優秀保留劇目大獎，其中有一部舞劇——中央芭蕾舞團創排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
盡管優秀劇目保留大獎只評選了兩屆，然而這38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優秀舞臺劇目經受住了時代風云和觀眾審美巨大變化的雙重考驗，十數年乃至數十年地將真善美持續傳播給億萬中國人，描繪出彰顯中國品格和中國氣象的舞臺藝術圖譜，是新中國文藝當之無愧的高峰。這其中，《紅色娘子軍》《絲路花雨》和《大夢敦煌》自然是新中國舞劇藝術最璀璨的明珠，是“中國身體”配合中國民族音樂舞出當時中國人精神追求和審美意蘊的傳神之作。當然，藝術作品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承載著特殊的使命，如果說《紅色娘子軍》是20世紀60年代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關懷指導下創作的，負有中國芭蕾舞“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改革任務的首次嘗試，它體現鮮明的國家意識和濃厚的政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國家行為；而《絲路花雨》和《大夢敦煌》則體現了藝術創作的一種自然狀態，即藝術創作者自覺感受時代脈搏做出的主動共振，在顯示藝術積累、表達藝術主張的同時進行藝術表現力的拓展和新藝術語匯的探索，兩劇目之所以代表了新時期以來中國舞劇的最高成就，原因無它，唯在于此。
新中國舞劇創作肇始于20世紀50年代，以《和平鴿》為開端的中國舞劇衍進之路，由《紅色娘子軍》《魚美人》《小刀會》《五朵紅云》等開創了新中國舞劇的第一次高峰。縱觀20世紀50——70年代的舞劇創作，以表現主題為首要原則，大部分作品將題材內容、語匯選擇融合在舞劇所凸顯的革命性、民族性、群眾性的追求中，呈現主題、映照現實。
進入新時期，中國舞劇創作迎來了新階段，呈現出新面貌。以《絲路花雨》為發軔，帶動了之后中國舞蹈的一系列創新和變革，舞劇的創作從外部形態更加彰顯地域特色、重視舞蹈語言發掘，內在精神上更重視捕捉時代氣息和塑造獨特人物形象。
新世紀之交，表演藝術舞臺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中期的蕭瑟迎來了一個“生死抉擇”的關鍵時期，舞蹈團體與戲曲團體、話劇團體一樣面對著市場的無情拋棄，觀眾驟減，人員流失。哀鴻遍野之時，地處偏遠的蘭州歌舞劇院以破釜沉舟的勇氣，用員工集資的資金請來了張千一、陳維亞、劉震、劉晶這樣的“航母”級陣容，開“明星班底制”先河打造了《大夢敦煌》。《大夢敦煌》的出現提振了全國舞蹈演出團體的士氣，同時也打開了思路，中國舞劇創作又迎來了新的繁榮并延續至今。
兩部經典作品引發了全國舞劇界對“甘肅現象”的關注。《絲路花雨》緣何成為劃時代的里程碑作品？《大夢敦煌》成功的深層動因是什么？在新時期，中國舞劇史上份量最重的兩部作品都誕生于偏遠、封閉、經濟欠發達的甘肅是巧合還是有內在的必然性？要說清這些問題，既離不開對作品本身的分析又要跳脫出文本層面和技術層面，對作品進行創作立場的深層次關照。當然，兩部作品問世已久，對劇作本身的分析與評論汗牛充棟，本文不再贅論，而將論述的重點放在對創作立場的考量之上。
一、“為什么是《絲路花雨》”和“為什么只是《絲路花雨》”？
《絲路花雨》創作開始于“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1977年，在全國絕大多數創作者藝術思維長期被禁錮，僵化的手腳還在緩慢恢復時，《絲路花雨》的創作者們已經投身到千佛洞窟中，深扎到藝術汪洋中。兩年里，甘肅省歌舞團的主創人七入莫高窟，從剛開始要做個舞蹈還是文藝節目都不清楚到被壁畫中隨處可見的樂舞伎形象吸引，從描摹下每個舞蹈形體和動作到通過長時間的觀察和模仿找到動作運行發展的階段和軌跡進而發現規律，從在文獻資料中發現一紙“賣身契”將其與112窟中反彈琵琶的天國舞伎形象進行藝術性的勾連和生發創造出“英娘”這一人物，一個傳揚絲路上不同民族之間友誼、反映普通人至真情感、歌頌藝術之純美的完美故事漸漸浮出水面，一個從石窟壁畫的靜態畫面中復活走出的全新舞種“敦煌舞”得以誕生。《絲路花雨》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的舞臺藝術作品，不僅如此，它的內容開風氣之先，精神契合了開放、交流和變革的時代要求，形式則是在深厚傳統基礎上符合藝術規律的提煉和創新，這樣一部從內容到手段，從精神到氣質都達到最大閾值的作品必然會獲得成功，載入史冊，它的成功經驗必然會被研究、復制從而引發之后十數年中國古代樂舞復興的浪潮和舞臺藝術的深度變革。時至今日，《絲路花雨》依然代表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舞劇創作的最高成就，它的完美、均衡至今難有比肩。
回答了“為什么是”的問題，再來看“為什么只是”的問題。中國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決定了全國各地都有豐富的歷史遺存、可供挖掘的文化資源；從時代背景來說，當時全國處處都是百廢待興的局面，都有撥亂反正的迫切愿望，因此地域、題材、時機不是《絲路花雨》卓越的根本原因。物、事、時都不是，只有“人”是關鍵，這部作品的創作者是劇目成功的核心。
聚焦于“人”——編劇趙之洵執筆了情節曲折、人物鮮明的優秀文學劇本；劉少雄、張強、朱江、許琪、晏建中等中青年編導創造性地開掘敦煌壁畫上的舞蹈姿態為基本語匯，廣采甘肅地方民俗和中國各少數民族舞蹈元素編排出了獨特、新穎、優美的舞段；韓中才、呼延天助、焦凱既汲取了我國古典音樂的傳統，又廣泛博采中亞各民族音樂的作曲；楊樹云符合歷史記載又體現人物身份、性格的化妝造型設計；賀燕云、仲明華等有著深厚古典舞、民族民間舞修養又熟練掌握了敦煌舞造型特點及運動規律的舞蹈家的杰出表現，他們合力形成了《絲路花雨》強大的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但這些有著深厚修養和高超技術的藝術家們只仍然不足以解釋“為什么只是”的原因。因為修養和技術并不必然通向藝術的至高殿堂，且以甘肅所處的偏遠地理位置，它擁有的藝術大家及人才數量置于全國并沒有優勢可言。顯然，在他們的修養和技術之外，還有著更為深層的因素。
首先，是堅定的文化立場和開放的創作心態。即作為創作者，堅信自身所擁有的藝術積淀和掌握的藝術手段能夠反映和表達豐富的生活面貌，并在不斷觀察、思考、實踐的基礎上開掘出新的藝術語言，甚至創建新的藝術流派。在此基礎上，面對嶄新的甚至毫無頭緒的創作對象時，就能夠靜心找到相融相通的那個“點”，用已有的理解未知的，進而用新習得的豐富舊有的。《絲路花雨》中，編導和演員們通過已有的技術和對舞蹈規律的掌握，從靜態的壁畫中復活了唐代樂舞，創建了“敦煌舞”這個全新的舞種，這是《絲路花雨》最大的藝術貢獻，是為劇目加冕的那頂桂冠，試想如果仍用之前的舞蹈語匯講同樣一個故事，固然還是一個優秀的作品，但它在藝術史上的地位肯定會降格。
其次，是堅定的藝術信仰。包括對藝術價值的直覺和判斷，對藝術品位的維護和提高，對藝術產生路徑的遵循和守護。即在一個不再有很多禁忌和束縛的正常創作環境里，創作者要堅守對藝術價值的判斷，明確什么樣的題材代表著人性的真善美，體現著積極正面的價值取向；不迎合政治，不討好觀眾，不固步自封，不隨波逐流，保證藝術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沉潛下去，掌握鮮活的第一手資料，從生活出發，從表現對象出發，從藝術本體出發，維護藝術的純粹性。《絲路花雨》的創作者在“陰霾”還未散盡的歷史時期，堅持創作一部反映國家間平等交流、互信互惠主題的作品，在起初遭到非議時仍然堅持藝術判斷；表現普通人的親情、友情，用藝術的力量感染人，而不是用假大空的口號糊弄人；克服功利和畏難思想，堅持搞一部純粹的舞劇，集體創作，互相促進，虛心接受專家學者的意見，在各個方面精雕細琢。
這兩個堅定并不容易做到，尤其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不僅不易而且充滿風險，如果有一絲的動搖和猶疑，我們都看不到《絲路花雨》，看不到這部持續41年演出近3000場，觀眾450萬，收入達3億元（以上數據截至2020年12月），以“演出年輪、場次最多的舞劇”入選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的“中國舞劇之最”。
二、《大夢敦煌》的底氣來自哪里？
《大夢敦煌》首演于2000年4月，21年來演出足跡遍布全國，先后赴澳大利亞、法國、西班牙、荷蘭、日本、德國、美國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巡回演出，演出場次1500余場，票房收入達1.6億元，成為中國舞劇“多演出、多產出”最為成功的范例。《大夢敦煌》最為人稱道的是它創造性地采取“借船出海”的創作模式，邀請全國著名的編導、作曲擔任主創，這種“明星制”現在已屢見不鮮，通行全國，不止行內從業者，連觀眾都養成了拿過節目單先看主創名單有沒有“大腕”的習慣，但在當時，還屬創新，特別是由于先期資金不夠，全團上下集資排戲這樣的舉動簡直是“瘋狂”之舉。
《大夢敦煌》策劃于全國舞臺表演藝術很不景氣的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種不景氣主要體現在觀眾人數和演出場次的大幅度萎縮。在這樣的背景下，還要做同樣是敦煌題材的舞劇，重金聘請名家加盟又加大了成本，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不停止反而強行啟動，《大夢敦煌》籌備和啟動的每一步都充滿爭議，面臨巨大風險。蘭州歌舞劇院看似以“搏殺”的態度堅持自己的選擇最終險中求勝，但事實上，《大夢敦煌》的成功絕對不是硬拼蠻干和歪打正著的結果，決策者經過認真分析、評估產生出一種自信和篤定，然后心無旁騖的實現它，最終成就了一部藝術商業雙豐收的新世紀舞劇精品，延續了甘肅舞劇創作的輝煌歷史。
對于什么的自信？其一，敦煌這個藝術寶庫有太多瑰寶，敦煌值得被更多的藝術形式所注目，被更多的藝術作品所反映。《絲路花雨》只是打開了一扇窗，讓人們一窺其灼目光華；其二，敦煌藝術的創造者是千百年生活在那里的普通人，每一個個人被歷史所隱匿，但作為群體他們不能被抹殺，他們普通、鮮活的人生同樣有著感染力和吸引力，他們的情感和靈魂應該被藝術作品所燭照。因此兩個故事雖然都發生在敦煌，男主人公都是畫工，但不同的人物有著不同的情感關系，不同的創作者有著不同的藝術構思和風格，不同的作品展現不同的審美追求，只要講的是人情人性，歌頌的是至善至美，創作者投入的是真情實感，不存在題材類似就不能兼美的情況。
支撐這種自信的是一種鮮明的本土文化立場。在新舊世紀之交，經過對新中國成立后數十年的藝術實踐，特別是新時期以來的藝術創作實踐的經驗總結，甘肅文藝界形成了一個普遍共識——甘肅的文藝創作要緊緊圍繞“敦煌、絲路、多民族”做文章。《大夢敦煌》正是在這個共識逐漸清晰并被廣泛認同的時間創作出來的，它一方面受到這個共識引導，反過來又以自己的成功驗證了這個共識。
“敦煌、絲路、多民族”是文化定位也是發展策略，這種本土立場讓甘肅的文藝創作形成了一種文化自覺，使得甘肅的舞臺藝術作品整體呈現出一種內斂、深沉、厚重的氣質，同時又擁有多元、豐富、獨特的樣貌和極強的辨識度，在全國獨樹一幟。正因如此，雖不主動追求走出域外，但反而對域外的觀眾有著更強的吸引力。《絲路花雨》是我國對外隔絕十年之后第一個被派出訪的文藝節目，之后代表中國出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夢敦煌》則是新世紀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代表，美國甚至有華人舞蹈社團山寨《大夢敦煌》全劇進行巡回商業演出，竟然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收入，足見該劇在海外的影響力和被接受認同程度。
三、新時期兩部經典舞劇都出自甘肅，是巧合嗎？
不僅省外的觀眾和從業者有這個疑問，其實甘肅人自己也在問。時隔近20年，同一塊土地上誕生的兩部反映敦煌題材的舞劇都成為了中國舞劇的經典，而且都在漫長的時間洗禮中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間斷地散發著迷人的藝術魅力，吸引著各地的觀眾進入劇場，到底是巧合還是有著一定的必然性？
答案是后者。敦煌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吸引著人們不斷來膜拜，給創作者提供了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這是歷史給甘肅這塊華夏文明起源地的饋贈，是來自于時空的先天文化基因；《絲路花雨》面世后，受其影響最深的是本省的創作者和文藝院團，通過不斷地觀摩、學習和交流，創作者們的經驗和精神會形成一個微妙的“磁場”，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磁化”后輩，因此一部優秀作品、一個杰出團隊可以提升一個地區某一藝術門類的整體創作水平，這種提升不僅僅針對技術，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的微妙傳遞和積淀，它難以言傳卻能浸潤人心，給人信心和力量，這是一種后天的文化基因。正如2016年奧運會女排決賽中，中國隊輕松地戰勝了小組賽時自己曾完敗的對手塞爾維亞獲得冠軍，短短幾天，同樣的對手，同樣的上場隊員，為何兩隊的表現發生了大逆轉？說到底，是因為塞爾維亞缺少一種經歷——奧運會決賽的經歷，而中國隊有三次并兩次拿到了冠軍。這種經歷是如此重要，盡管場上的隊員們沒有親身經歷過，但前輩們的經驗注入了她們的思想和意識，讓她們在踏入決賽場時自然就有一種堅定和從容。時隔19年后誕生的《大夢敦煌》，它傳承了《絲路花雨》前輩創作者的技術和能力，精神和氣質，再用新的舞蹈語匯和編排手法體現出新的時代精神和人文追求，它的成功并不令人意外。
四、舊作的生命力幾何？
四十年后，《絲路花雨》仍是演出市場的金字招牌，不論在國內其它城市還是在蘭州，每次演出都座無虛席，一票難求。事實上，除了劇名，《絲路花雨》的各個構成部分都有變化，分別于2008年、2016年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修改和重排，重點是對音樂進行交響化編配，舞美、服裝做了新的設計，增加了 “神筆張”的舞段和“單雙三”的數量，先后培養出26位英娘和11位神筆張。修排后的《絲路花雨》在技術上融入了當代舞蹈的新成果，舞臺呈現更符合當下審美，同時《絲路花雨》的文化品牌價值不斷得到延伸和擴展——2006年，它被移植為京劇，獲得多個國家級獎項，時至今日仍在演出，成為了甘肅省京劇團的保留劇目；2016年，《絲路花雨》的駐場版開始在敦煌市做旅游演出，觀眾評價和票房收入都很好。
《大夢敦煌》在演出市場同樣表現強勢，年均演出場次達到70場，現在站在舞臺中心的已經是第十一代月牙、第十代莫高，2014年被蘭州芭蕾舞團改編為芭蕾舞劇，有了更為豐富的演出形態。
五、新時代甘肅舞劇依然值得關注嗎？
近年來，全國舞劇的創作非常興盛，“絲路”題材更是成為熱點，僅2014——2020年間，就有9部“絲路”題材舞劇作品集中出現，創作團隊的地域維度由南至北，縱貫中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甘肅省歌舞劇院于2019年新創作的《彩虹之路》，這是與《絲路花雨》時隔40年后，甘肅省歌舞劇院又一部“絲路”題材舞劇。
40年后，民族舞劇面對的創作模式、審美期待和市場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近年來以《永不消逝的電波》為代表的一批呈現“高峰”水準的作品一改舞劇在各種戲劇形式中較為小眾和邊緣的位置，以全新的創作模式、舞臺呈現乃至藝術手法、舞蹈語匯和審美旨趣走進了中國戲劇場的中心，走進了更多觀眾的視野；同時，舞劇的創作成績引發了舞蹈這個藝術門類的“破圈”——精品劇目在全國各地演出時，屢屢出現一票難求的火爆場景；越來越多的優秀舞蹈編導、演員為人熟知，收獲了眾多擁躉。
在新環境、新趨勢、新態勢下，《彩虹之路》也嘗試了新的創作模式——通過與中國歌劇舞劇院合作獲得更好的演出和宣發平臺；邀請知名編導、作曲、演員組成實力雄厚的創作班底保證劇目質量。這種新模式獲得了良好的成效：短短一年，《彩虹之路》先后獲得國家藝術基金資助、亮相國家大劇院、入圍中國舞蹈荷花獎決賽、入選文旅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舞臺藝術精品創作工程重點扶持作品”名單、入選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聯合主辦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優秀舞臺藝術作品展演”……《彩虹之路》無疑交出了極為亮眼的成績單。
《彩虹之路》實現了對《絲路花雨》題材的傳承、現實意義的傳承、本土舞蹈語匯的傳承，同時又具有現代舞劇的特征，對色彩有著獨特的運用，重新審視和規劃舞臺空間，重新安排舞蹈比重，強調意象的提取和強化，并注意借鑒電影語言，體現了編導、作曲、舞美設計等主創者個體的藝術思考、藝術品味和審美追求，更是時代發展到今天，社會、文化交流越發深入、廣泛、全面之后形成的一種新的風格和面向。但同時也要看到，在新觀念、新科技、新語匯為標識的現代舞臺藝術創作的跑道中，甘肅居于跟隨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說，《彩虹之路》是一部優秀作品，但與“高峰”尚有距離，要想達到《絲路花雨》《大夢敦煌》的“經典”地位更是任重道遠。
甘肅舞劇人有堅定的文化立場，深厚的文化積淀，強大的文化基因，他們仍在努力尋找、探索能更好反映時代精神、觀照當下審美、契合甘肅歷史人文的題材和路徑。對于未來，甘肅舞劇仍可期待。（作者系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專職副主席 于濤）
無障礙閱讀
